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在不断的加大贫富悬殊，最大限度的抑制了中国中低收入者在除房屋以外的其它消费。而且房价高企耗尽几代人的储蓄，而且高额按揭月供让他们背负长期沉重债务负担，将来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不得不用于还债，这种情况长期抑制中国消费的增加，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乏力，内需提高成为泡影。高房价已经成了财富再分配的工具，而通过高房价，让中国贫富悬殊加大，而且加大中国内在长期债务关系，必将最大限度的抑制内需的提高。(这就是我驳斥任志强房价必定上涨原因的初衷，见我以前博客文章)世界真正的经济危机还没有到来，中国将来出口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中国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但是提高内需的阻力如此之大。1，短期产业大幅升级。2，调节贫富悬殊中的利益集团的阻力。

　　而且，中国内部还隐含巨额热钱、资产泡沫严重等世界性的难题。

　　索罗斯80高龄，再次复出，并且屯兵香港。大家难道认为他是想在香港度假吗？(什么诱惑能让80高龄的索罗斯再次复出)

　　中国现在实行的经济刺激，只能是暂时提高内需，但不可持续，而且副作用极大。会造成中国内在债务不断加大，长期消费不振，甚至下降，让中国将来增加内需的困难更大。(见我以前写的中国经济刺激的功劳与隐患)

　　( 最近我将详细的分析，索罗斯屯兵香港的真正目的和下一步可能的行动。索罗斯已经派出多路人马在行动)

　　吴老80高龄在北京祈求天苍。而年富力强的我也只能在西藏望天长叹！

　　早前：吴敬琏：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与中国经济改革同行三十余年之后，80高龄的吴敬琏仍然在为此而担忧。

　　他担忧中国像日、韩等国那样陷入资产负债表危机;他担忧权贵资本经济在中国抬头的威胁;他担忧中国制造业因为升级速度不够快而陷入危机。

　　“所有用这个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的人都错了，2006年我就说过，我希望祷告上苍，(保佑)中国是个例外。”在最近一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课堂上，站在讲台上的吴敬琏如此回答本报关于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方向的提问。

　　但他依然坚持对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作为一个教员，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所能做的，正如我的老朋友江平教授写的一本书的书名那样，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这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依然未改勇于批判时代弊病的本色。他指出，虽然转型困难重重，但只要做好经济转型尤其是体制改革，希望还是有的。“体制改革涉及既得利益问题，会有很大障碍。但政府要有政治远见，为了长治久安，要牺牲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公民要去推动改革、去监督政府。”吴敬琏说。

　　经济模式二十年之痒

　　《21世纪》：中国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否能够更有效地调配资源?

　　吴敬琏：有一个中央国企领导人文章你们要看，招商局董事长秦晓。他的文章主要分析政府强力控制经济的模式并不是好模式，现在已经很有问题。他作为招商局这个大国企领导，在这个位置上看这个问题更清楚。

　　我很同意他的观点，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里面就存在很大一个政府寻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政府对资源、企业和交易的控制，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越过某个界限，就不是市场经济了。所谓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自由交换的经济，如果所有者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支配这个交换关系，就不是市场经济了。

　　《21世纪》：告别出口导向型经济之后，中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增长?

　　吴敬琏：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又叫做新重商主义政策。在大量人口需要就业、资源没有达到瓶颈、环境也还可以维持这三个前提下，出口导向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

　　但日、韩等国在持续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二十年之后，都出现了问题，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泡沫生成等现象。

　　当一个国家成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而资源限制越来越重、积累过量货币的时候，就要考虑转变出口导向政策。但这不是说减少出口，而是减少净出口，净出口在特殊条件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但实际上是对进口国的补贴。

　　《21世纪》：在大部分出口产品利润率仅有5%的情况下，中国是否会重估汇率?

　　吴敬琏：当你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不够，你又把外汇政策上的优惠取消掉，出口企业就出不去，就会发生严重问题。所以调整出口导向模式的同时，你必须转变增长模式，提高附加值，不再依靠给外国人补贴求他买你的东西，而是因为自己的产品有竞争力。

　　重估与否是一个静态的分析，事情是动态发展的，关键要看你的附加值提高到什么程度，是否能够提高利润率，抵消升值造成的利润下降。

　　《21世纪》：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一直倾向于服务大型企业，怎样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吴敬琏：在改革过程中可以用四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建立股份制银行，或者将一些城市的信用合作社改造成为城市商业银行。比如台州几个由信用合作社改制成的小商业银行，他们做中小企业贷款做得就比较好。

　　第二，可以在某些地区建立私人银行，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在呼吁，但管理当局对此一直有顾虑。小银行应对风险能力差，一旦出现挤兑就没法应付。虽然经济学家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相应解决方案，但管理当局对这方面(的限制)一直没有放松。

　　第三，像孟加拉国那样建立小额贷款公司，中国20年来在民间已经有很多发展，比如说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这十多年来就一直在农村发展小额贷款，做得很不错。

　　但现在这方面的法律框架还很不清晰，我国有一个罪名叫“非法融资”，但非法融资的界限却不清楚，要呼吁立法机关尽快制定法律，划清界限。

　　第四，就是为风险资本(VC)和私人资本(PE)准备条件。中国VC和PE行业的大体框架已经建立，但现在仍然运行得不是很正常。由于监管存在一些问题，相当一部分PE和VC走向短期化，不是进行长期投资而是希望几个月就能通过上市撤出投资赚到钱。

　　《21世纪》：为什么去年中国银行业信贷宽松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仍在抱怨贷款难?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让银行愿意为这些企业提供贷款?

　　吴敬琏：去年银行根据管理当局的要求发放海量贷款，规模在9.6万亿到12万亿之间，贷款增加了39%。但是对中小企业却发生了挤出效应。

　　因为这些海量贷款是按照管理当局的要求发放的，商业银行出于自己的安全考虑，选择向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这是个理性的考虑，因为这个贷款数量太大了，今后在经济走向下行段的时候，就会出现坏账。

　　商业银行的各级人员考虑到将来出现坏账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就优先向那些有国家项目的国企发放贷款。如果出现坏账，就可以推卸责任说我是贷给国家项目的。所以去年虽然有大量贷款的发放，但中小企业仍然融资难。

　　要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只能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宏观经济政策要稳一点。不要大量的注入贷款。另外还是要强调银行的独立、自主决策，而不能由管理机关要求他们发放贷款。

　　好的制度不能靠政策

　　《21世纪》：你一直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是体制改革，那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在短期内这种阻力会不会有削减?

　　吴敬琏：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阻力不行，一方面是动力不行。从阻力来说，最主要的阻力就是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在现有体制下获得利益的人不愿意改革。就经济利益来说，现存体制中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政府干预经济过大，这就是双轨制，在双轨制的体制下寻租的机会就非常多。

　　另外一方面是动力，从政府方面来说，它需要有政治上的远见，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要克服阻力，要牺牲我们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从我们公民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考虑长远问题考虑得比较少，虽然我们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但是坦白说，我们中等收入阶层对于自己的根本利益认识不足，就是自觉性不足，觉得我有好房子、好车子就足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公民意识不高，光是考虑到是一个家庭的成员，而没有考虑到我是一个公民，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要去推动改革、我要去监督政府。

　　《21世纪》：你提到，中国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要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但至今进展缓慢，问题出在哪里?

　　吴敬琏：总的来说两个方面：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体制性障碍，症结就是政府的资本权力太大了。利用权力支配资源，能够使GDP最快增长。如果不改变体制，要改变这两条是根本不可能。

　　另外，从积极方面说，我们创新、创业的环境不太好。现在技术进步非常快，如果你不能把一种技术迅速产业化，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之后，这种技术就变得人人皆知。因为新技术有很大外部性，不管有多少专利保护，其实挡不住别人获得这种技术。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好的技术和发明，因为不能够产业化，过一段时间就死在摇篮里，非常可惜。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消除那些体制性障碍，要建立一个能够鼓励创新、鼓励创业的摇篮。所谓创新、创业的摇篮，我们说就是要改革，这个改革其实最核心的一条还是市场化，因为创新主体是企业，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给企业创造一个环境。（完）

　　(感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对本次采访的帮助，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位于上海)

Quote:

引用第47楼peace5408于2010-07-22 18:09发表的 回 46楼(小鹿) 的帖子 :
差不多吧. 一旦这个税种实施, 将是对房地产炒家的极大打击. 房价将下滑15%以上. 政府也怕这个产业大幅下滑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 所以不敢贸然实施. 它意识到房地产的泡沫, 但希望房价能够平滑下降.

但关于物业税,目前有两个结论已基本决定:
1.肯定征, 起征时间点未定,须待可操作的细则出台;
2.物业税率将可根据房地产业的状况作动态调整, 房产低迷则下调,过热则上调.

　　ZT 作者：蒋丰

　　中国国内房租暴涨，有人分析这是在挑战中国中央政府以及各地政府正在调整的“房市”政策。日本租借住宅管理协会管理部副部长伊藤幸长期关注中国的租房政策，他的看法是：这种房租暴涨的现象，并不仅仅是挑战政府的“房市”政策，或者说这种挑战只是一个表象，它实际上是在挑战中国社会缺欠发展的福利制度，挑战中国关于住房法律的欠缺之处。

　　伊藤幸说日本尽管是世界上“第二经济强国”，但社会上也并不是没有穷人的。为了让贫困族群也能够“居者有其屋”，日本政府特别制定了一系列如《生活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有着比较健全和完善的“保低放高”租住房生活保障体制。

　　这里说的“保低放高”租住房生活保障体制，就是日本政府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住房或优惠住房贷款，保证中低收入者能买得起房或租得起房，而高收入者住房问题则由房地产市场解决。

　　按照《生活保护法》，东京的低收入者可以申请“住宅补贴”等最低生活保障。比如，一名单身老人每月可以领到10,655万日元的基本生活费，另外还可以领取住宅补贴、高龄补贴等其他费用。

　　日本还制定并且多次修改了《公营住宅法》，对公营住宅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所谓公营住宅，就是由日本各级政府建造并管理的向低收入者出租的住宅，实际上就是 “廉租房”。由东京都政府管理的叫“都营住宅”，由县政府管理的叫“县营住宅”，由区政府管理的叫“区营住宅”，由市政府管理的就叫“市营住宅”。

　　这种出租住宅的租金标准是根据家庭收入情况制定的，尽管是相同的住宅楼和面积相当的房间，但只要家庭收入不同，其租金也就不尽相同，租金的最大差距在5倍左右。当然，家庭人均年收入超过一定的幅度，就不能再租用“廉租房”。

　　我还了解到，东京的都营住宅，并不是单纯面对日本人的，外国留学生以及在日本就业的外国人也可以申请。也就是说，这种“扶贫”不是以国籍为对象的，而是以收入为对象的。具体操作是采用申请、登记并排队摇号抽签的方式解决租用权的分配问题。但是，在摇号抽签的时候，高龄家庭、单亲家庭、残障家庭会受到较好关照，这些家庭中签的几率是普通家庭的7倍。也就是说一般家庭只能领一个号，但上述三种家庭可以领到7个号。还有，多子女家庭中签的几率是普通家庭的三四倍。当然，地段偏远，交通不便的远郊区都营住宅的竞争就没有那么激烈，有比较多的机会中签，只要报上几次名基本上都能得到租赁权。

　　伊藤幸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介绍说，尽管日本在房租问题上有这样比较健全法律和福利保护制度，但并不是说日本在这方面就不存在问题了。据日本“国民生活中心 ”介绍，围绕着房租债务保证制度，2004年度这里有44起咨询，2008年度这里有428起咨询。伴随着经济的恶化，一些失业者交不起房租，于是就把一种专门“撵出房间”的“职业人”给赶出房间。为此，日本政府国土交通省在去年5月12日曾经举办“民间租借住宅会议”，讨论了如何制定新的法律、导入租借住房登记制度、发表租房指南等措施。这些，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房租啊！

前一阵电视新闻里说，房产税只对二套房征收，细则还有待出台。也许得视房地产市场的行情而定。

其实，就目前对房地产征税对房产拥有者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在购买房产的时候已经一次性缴纳了70年的房地产税。